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北京报道日斗配资
还记得86版《西游记》“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的场景吗？唐僧师徒四人行走的瀑布仙境，正是取景自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珍珠滩瀑布。
实际上，据国家林草局数据，我国有2694处自然保护区，面积近1.5亿公顷。这些承载着人们记忆的“仙境”，其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越来越被重视。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会议指出，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做好与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将为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的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就在修订草案通过前，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以下简称“国家公园法”）正式实施。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司长袁继明表示，《条例》与国家公园法共同搭建起自然保护地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条例》的修订是自然保护地领域一次承上启下的关键立法，是推动自然保护区实现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管理的法治保障。
然而，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自然保护区等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保护问题，资金缺乏一直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已牵头制定《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为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引入金融“活水”。
与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协调衔接我国自然保护地按保护强度等指标分为三大类（根据《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国标）：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国常会强调，“做好与国家公园法等法律法规的协调衔接，将为高质量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要理解此次修订的价值，需要先明确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地体系中的定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我国自然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体系。
其中，国家公园是核心骨干，保护最严格；自然保护区是重要成员，聚焦特定保护对象；各类自然公园则构成庞大分支，涵盖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这2694处自然保护区，保护着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生态系统。这些“绿色瑰宝”的管理需要更完善的法律支撑。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026年1月1日，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对国家公园的布局和设立、保护和管理、参与和共享、保障和监督等作了全面规定；本次《条例》的修订，则从国家层面以行政法规形式全面系统重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保护和管理制度。
那么日斗配资，《条例》是如何与国家公园法进行协调衔接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环境与经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高桂林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体系定位上，国家公园法为上位法，《条例》为下位法，后者不得与前者相抵触。自然保护区可根据生态价值提升为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范围内不再保留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区。
高桂林指出，《条例》的修订有多项重要突破。首先在管控分区统一上，《条例》将自然保护区原“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调整为“核心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与国家公园法第21条规定的分区模式完全一致。这消除了保护标准差异，实现“同一生态功能、同一管控要求”；还简化了管理流程，提高保护效率，降低执法成本；此外，也为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整合优化创造条件。
国常会指出，“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和内在规律，对自然保护区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
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措施也对标国家公园法，迎来严格升级。高桂林表示，《条例》强化核心保护区“禁止一切开发建设活动”的刚性约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原则。
“《条例》首次将生态保护置于绝对优先位置，明确所有发展活动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前提，突破原条例‘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平衡表述，强化底线思维与刚性约束。”高桂林对记者介绍。
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则是“三位一体”的思路，高桂林指出，整体保护是指打破行政边界与要素分割，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解决碎片化保护导致的生态功能退化问题；系统修复则采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修复技术，恢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
综合治理是指统筹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目标，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机制。高桂林介绍，《条例》严禁围填海、房地产高尔夫球场等破坏性开发，引导生态友好型产业发展，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自然保护区面临资金缺乏难题
国常会要求，在确保生态得到保护的前提下提升公共服务功能，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社会共享的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在《条例》要求下，自然保护区的发展理念也迎来转型。高桂林对记者解释称，自然保护区的公共服务功能将拓展，在确保生态保护前提下，允许一般控制区开展科普教育、生态旅游等活动，提升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服务价值。
要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目前已有哪些商业模式？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了三种模式，其中“特许经营+社区共建”模式是目前解决保护与发展矛盾最有效的路径之一。
在保护区的一般控制区内，政府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公开竞价，引入专业企业开展适度的生态旅游、自然教育或科普研学。关键在于设计利益联结机制，要求企业必须聘请当地居民作为巡护员、向导，或采购社区农产品。
其次是“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模式。白韫雯表示，对于保护区内难以直接开发的生态资源，可以通过权益交易实现价值，最典型的是碳汇交易和水权交易。
最后是“两山合作社”资源整合模式。白韫雯介绍，针对保护区周边分散、碎片化的自然资源，可以由平台公司将这些资源从农户手中集中收储，进行专业化整合和提质改造，再租给市场主体进行规模化经营，农户可以获得租金、分红和务工收入。
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自然保护区等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保护问题，资金缺乏一直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难题。“例如，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目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投入，社会资金参与的范围和力度不足，金融机构在支持国家公园建设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白韫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
要改变过去过度依赖财政投入的局面，白韫雯认为绿色金融需要建立“财政+金融”的风险分担与激励机制，解决“不敢投”的问题。
白韫雯对记者介绍，自然保护区项目往往具有公益性强、投资周期长、回报率偏低的特点。金融机构介入的前提是商业可持续。“建议利用财政资金作为担保基金，通过财政贴息、绿色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降低社会资本的风险敞口。”
例如，可以设立自然保护地绿色发展基金，由政府出资引导，吸引保险资金、产业基金等长期资本进入，通过混合融资模式支持保护区内的基础设施和生态修复项目。
此外，需要创新基于“生态资产”的金融产品，解决“无抵押”的问题。
白韫雯表示，传统信贷依赖固定资产抵押，而保护区内的资产多为生态资源。
“中国人民银行已牵头制定《生物多样性金融目录（试用稿）》并在部分地区启动试用。”白韫雯表示，该目录构建了‘目录列示+原则引导+负面约束’的立体化标准体系，金融机构应以此为契机，重点关注目录中明确的可持续林业、生态农业等领域，探索生态权益抵质押融资。
例如，基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将保护区内的特许经营权、林业碳汇收益权、景区门票收费权、生态补偿收益权等转化为合格的抵质押品。同时，大力推广绿色债券（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债券）和绿色保险（如野生动物致害责任险、生态修复险），丰富融资工具箱。
白韫雯对记者强调，金融机构在介入保护区项目时，必须守住“不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底线。“目前我们正在探索构建‘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图’，通过卫星遥感数据清晰划定生物多样性重点区域、可以帮助金融机构进行活动位置识别。”通过这样一种管控流程，不仅能引导资金投向正确的方向，更能有效规避因破坏生物多样性而引发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此外，金融资本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识别优质项目。白韫雯建议，应建立“白名单”式的项目库机制日斗配资，解决“投向谁”的问题。
熊猫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佳禾配资 还记得天才指挥家舟舟吗？曾登上央视舞台，为何如今无演出可出席
- 下一篇：没有了
沪深京行情 实时轮播
热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