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我的阅读和了解,你是不多见的兼擅创作和批评的“70后”作家之一中联亿配,难能可贵的是,你多年以来都对文学批评投注热情。所谓“新‘小说革命’”,不是作家、批评家呼吁就能达成的,它有赖于作家们新的写作探索,也有赖于评论家们新的批评发现。
李浩:这话,一万个赞同。库切和纳博科夫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认为某个时代的或明或暗有赖于“强势作家”的表现,当然这样的“强势作家”肯定不世出,是极少的少数。衡量,更多应放在对“强势作家”的理解和解读上。
记者:对作家来说,更加需要的是对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做出分析和观察,但时代急速变迁与创作相对平静之间巨大的不对称,确实会让人焦虑。
李浩:是的,生活和社会,给予作家的总是很多很多,比我们意识到的甚至还要多——从这点上来讲中国社会的种种的确是富矿中联亿配,而且是丰富、珍贵而庞大的富矿,我们应当出诸多“强势作家”、影响世界文化进程的大作家才对。是的,从矿藏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它需要开矿者有匹配的智力、知识和能力,需要勇气和才华,需要与生活的贴近同时又要有丰富刻苦的书斋生活……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不计利益伤害试图将自己放在作品中的决心?
记者:不管怎样,诚实地写是前提,真实地反映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只是相比小说,非虚构写作与时代之间反倒多一些短兵相接的意味,也似乎更具范本的意义。而且就前些年而言,相对于非虚构写作的异军突起,或者说广被议论,小说领域显得太安静了。
展开剩余68%李浩:文学的安静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你所说的,它不回应社会问题和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凭什么吸引读者;而另一方面,在学者中、作家中、编辑中和批评家中,多少人还愿意刁难自己一下,让自己读一些对自己的智力、固执和偏见有所挑战的书?我们对新书籍的评判,包括对某些经典的评判,不是依赖宣传册、教科书上的人云亦云?我们能经得起他者对其中故事、结构和细节的追问吗?
记者:只要说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中联亿配,我们会比较多强调作家缺思想能力。不过,在小说范畴里谈思想其实有一定的风险。一个作家再有思想,他也得通过文学化的书写,或者说是通过小说这种文体呈现出来。但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眼下这个阶段,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鉴于当下世界范围内小说的平淡表现,我有时忍不住想,小说是不是几乎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可能,后世作家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即将封顶的小说大厦上修修补补,或是添砖加瓦。
李浩:我也不认为小说大厦即将封顶——我倒是建议我们要警惕这一理念,它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自我限度,意味我们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有限。和阿来的阅读感受相同的是,抱着先期热情阅读的有些获奖的作家作品是让人失望,它们的提供并不足以让我惊艳和耳目一新;不同的是,好作家好作品其实异常丰富,有时觉得一辈子的时间真不够用。而且有些书,反复阅读才更有意味,更能品啜出它的天才滋味。在阅读卡尔维诺的小说之前,我认为“线性结构”的小说是没前途的,它难以容纳现代性的丰富、复杂和多歧,但卡尔维诺让我意识到它有可能,说不可能只是我的不可能,是我的局限;在阅读君特·格拉斯、萨尔曼·拉什迪的小说之前,我从未想象过小说可以如此地宽宏、凝滞、美妙而繁芜,他们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所以,我和赫尔曼·布洛赫一样认为“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我们要不断地发现、提供新质和可能,当然这里的新质和可能不仅仅是技艺变化,还包含巨大的智力因素。
记者:读你的评论文章或是批评论著,感觉你对当下文学大体上是肯定的,但也有直率的批评。你的一些批评,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下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应该说,这也合乎不少读者的阅读印象,尤其是在一些专业读者看来,当今大多数小说,即使是其中被普遍叫好的部分,也不能让人满意,不是那么让人信服,更是很少给人以欣喜之感。
李浩:在我看来,大约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创新氛围不够,我们对文学创新的推动、奖掖不够;二、作家们世俗心过重,太和生活妥协,太知道自我的世俗需要,太能猜度批评家、评委和社会的好恶和需要;三、我们的写作普遍缺乏问题意识和思想追问,匮乏哲学和社会学认识,匮乏自我开掘和灵魂追问;四、文学教育滞后;五、缺乏真正的阅读氛围。
记者:能列出这么多切中要害的理由,可见你对当下文学充满关切。因为有种种问题,大家才特别期待当下文学能有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或许得更多仰赖青年作家或青年写作者的努力。
李浩: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我认为当下青年作家没有带来新气象。我看到的多是质地还算不错的“规训之物”,达不到让我惊艳的程度,尤其是拿他们的作品和世界文学已有的高格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为“文学未有”做出的远不及我期待的更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崛起与兴盛——在我固执而偏执的印象里,那是中国文学少有的黄金时期中联亿配,它可能包含有草创的某些粗陋和不完美,但其中贮含的活力、冲劲和争当弄潮儿的勇气依然让我充满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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